上海的天气短暂回温，相比前一周的持续阴雨，这天算得上和煦如春。城市几乎每寸肌肤都干净得像全新的，亮晶晶的写字楼和过曝的草木，坦荡的大马路浇漓着泱泱大太阳。城市淹没在雪纺般无色无味的日光中，但空气中仍然弥散着逼人冷气，板着脸的林立高楼像一根根倒长的刺，从地面穿透。
婚姻侦探戴朋俊不动声色地坐在他的黑色宝马里，脸上漾着平和冷静，同时捎带着一抹疲惫。苏字打头的车牌，是十多年前从老家带过来的。四面车窗都贴了从外看不见里面的玻璃膜，车厢内绝不挂任何有辨识度的装饰物。
2019年还剩下三天，搭上他的车，我们去了最后一个蹲守地。目标是一个妻子的丈夫。
工作中的戴朋俊
戴朋俊身穿深灰色薄棉绒贴身外套，鼻梁上架着只有125度的细黑边圆框眼镜，寸头剔得干净紧致。不是鹿角帽和大斗篷，而是变色龙。中等身材，衣着低调得可以是任何人。融入环境就可以消失。
“所有的出轨，最终都要落在实地。”出乎意料地健谈，他把自己的职业比作婚姻医生，有病才会想着找医生。2019年，他累计“见证”了170多件铁证如山的出轨。
170多次蹲守。170多段爱情。婚姻走到中途，男人和女人之间，究竟会发生什么？平均每天十多个来电咨询，20%可能变成他的委托人，其中七成是已婚女性。
我们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。机位是精心挑选的，隔着桦树叶恰好看到饭店全貌，不多一分，也不少一寸，左右都是档次不菲的私家车，奔驰、法拉利，我们猫在里面，和树木一样纹丝不动。
饭店的外表装修简朴，里面空间很大，像东北的海鲜饭店，也像南粤的酒家。至少20个包间。戴朋俊说，这个故事的主角之一，是这家饭店的老板娘。两年前，“男目标”就和三十来岁、面容姣好、身姿丰韵，说一口标准的上海本地话的老板娘在其中一个包间密会，当时拿到“铁证”。委托的吴女士两年后重新找到戴朋俊，想确认丈夫是否与情人旧情复燃。
车内气氛死寂，仿佛凝固了某种易碎物，生怕一个眼神一句话都会破坏这次蹲守。
正午过后的太阳逐渐炽烈，车厢里愈发闷燥，我稍稍摇开车窗透气，戴朋俊在左手边忙不迭阻止我，你那边靠近街道一侧，最多打开五公分，否则外面一眼就看得到里面坐着人。
现在，戴朋俊出门调查一般会带这几样：车钥匙、单反、录音笔、摄像机、Gopro相机。如果说摄像机是狙击枪，手机就是手枪。近距离要用手枪。
戴朋俊的调查设备
多近算“近距离”？比如电梯内，偷拍对象可能就在你半个拳头前。两部手机是标配，一部打开摄像头，握在手里，另一部遮挡亮起的屏幕。
证据用U盘邮寄到委托人手里，一桩案子就算结了。戴朋俊他们自己电脑里的数据要全盘清空，从那时起，他们会当做从不认识委托人，街上迎面撞见，对方不打招呼，他也会装作没看见。
“调查是我们的事，但婚姻是别人的事。”他不愿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“拆散爱情”。“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婚姻，我们只不过是要通过努力，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。”他说，“虽然选择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努力。”
不是每个人都有本钱去验证自己的选择。出轨未必是有钱人的专利，但真正花钱雇他们的，很多是有钱人。同一屋檐下，翻手机、查账单，亲力亲为再合适不过，但要跟踪取证，只能靠长时间无缝隙的密集追踪。
都市爱情的悲观者，会说婚姻是“脚镣”，戴朋俊更认为是“较量”。假如婚姻是一场博弈，敏锐的一方未必是赢家。一场硝烟凯旋后，剩下的只有人走茶凉，余生回味。
我们第二次见面在2019年最后一天。上海的咖啡馆，懒洋洋的阳光铺设进来。十七年来看过多少爱情的终结？戴朋俊估不出来。但他会这么说：要么你就信任，要怀疑，就要怀疑到底。
以下是戴朋俊的个人自述。
“她们只是想要真相”
我2019年接过不下170件委托，吴女士这件是最像“间谍行动”的。
我还记得第一次会见吴女士，那是两年前的正月。一个清冷的下午，我去吴女士的工作地点——按照她的说法，那个地点是“保密的”。
我在地图上找不到。只能在电话里听她一步一步告诉我怎么走，开进一栋写字楼停车场，在角落里认出吴女士的奔驰，我缓缓在旁边停下来。吴女士不在车上。这点很关键，她叫我来她的主场，自己却没有立马出现。这种气氛一下被挑高了，她相当于在告诉我：你要按我说的来做。
十几分钟后，吴女士从电梯口里走出来了，远远地我看到，那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性。一头垂肩长发，瓷白皮肤，踩着高跟鞋，身材娇小，走路带风。
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，她直接坐到我车里来。她本来要我到她的奔驰车里去，我没答应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在她的奔驰里谈，这儿就不是我主场了。
“主场意识”很重要，直接关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掌控程度和力度。
吴女士开门见山，说她和丈夫夫妻生活远不如从前了，现在差不多一周才有一次。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我说，两个三十多岁就有了自己事业的年轻夫妇，尤其是男人，在这个时段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无可厚非，也不奇怪。
但吴女士相当自信，语言很果断，有股逼迫感，她指了指奔驰后座，五位数现金的纸币，装满了鼓鼓的一大袋，在那儿躺着呢。这是准备给我的。她想要证据。我最后给了她证据。
更早的时候，一个南京的委托人，四十来岁，当地的女企业家，她丈夫在她开的百货商场当经理，每年从她那里拿一百万工资。女人在电话里声音就特别强势，毋庸置疑地说：“我确定我老公有问题。”
那次我们前期跟踪进行得很顺利，但大概是由于女委托人在当地势力太强，男目标不敢带情人去酒店开房，一个晚上，我们拍到了他们车震的现场。
那会儿，我们建议女委托人亲自来现场“捉奸”，女委托人又一次在电话里强势打断对话，利落地说，“你就直接告诉我在哪儿，他看到我腿都（会）吓软了。”
其实从十多年前互联网通讯逐渐普及后，我几乎没有当面见过委托人。从启动到通讯所有流程都线上完成，甚至连合同也不用签。天南地北隔着屏幕，通过声音和对方议价，唯一能感知到的是对方的年龄与性格。
如果要我给占大多数的“她们”画个群像，大概离不开几个关键词：30-40岁。所有的女性委托人，给我的深刻印象都必定离不开一个字“强”。
这里的“强”字不一定代表财力，也未必代表“强势”，而是在婚姻中掌控整个局面的欲望。她们也许能在家庭里扮演一个温柔良淑的妻子，但对待一切异常，哪怕不一定要采取行动，却唯有知晓一切、站在全知的上帝视角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。
就像一个病人要求而非央求医生告诉他实情，只是想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
都说女人在婚姻中就像福尔摩斯，但福尔摩斯也要眼见为实，不可能靠直觉和第六感破案。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还不够，委托给了我们，就只相信我们的摄像机。
证据、证据——女人们总想要这个东西。她们对自己的第六感笃信不疑，却唯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能辅助她们做下一个决定，或什么也不做。
这是一种懦弱吗？我曾经反复思考这个问题，当年我得出的结论是：婚姻，和婚姻中的人，都是一体两面的。强势的一面背后必定有软弱，就像有爱，也极大可能有伤害。